第十五章
黄青被叫到了皇宫。
这次不是他主动去请安,而是仁宗皇帝派入内黄门强行把他拽过去的。
入内黄门,全称“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”,负责伺候皇帝皇后日常起居,也担任使者出宫宣布中旨,或者被派去监督外朝事务。
官职不高,从九品,却是皇帝身边亲近的人。
这人嘴有点严,打听半都没给自己一个准信,只圣上今日不高兴,让他注意点。
完还自以为透露了大的秘密,眼巴巴的看着黄青,准备讨个赏,就差直接伸手要了。
他知道这位爷最近有钱,出手贼大方。
黄青没搭理他,给钱也不是这么给的,这特么已经形成惯例了,太监帮忙传旨见皇帝,或多或少都要给一些。
他打算等到皇帝面前再表演,现在正琢磨着仁宗皇帝又在生哪门子气,还专门找上自己。
仁宗皇帝为啥会不高兴?
既是为了皇亲国戚挖自己墙根的事,也有埋怨黄青的意思在。
他认真调查过邕王和兖王私设石炭场的始末,后知后觉的才琢磨出味道来,原来上次黄青拐弯抹角就想两个藩王行为不端。
怪不得在那又是摆弄煤炉子,又是义愤填膺为汴京市民叫屈。
合该是年纪跟自己耍起心眼子呢,得好好教训教训了!
……
福宁殿。
黄青一进门就看到仁宗皇帝耷拉着脸,坐那冷冷看着他。
形势不对,气压有点低!
黄青见状急忙跑过去,作揖道:“恭请圣安……侄孙儿拜见姑祖父。”
他卖了个乖,该四时候就得怂。
仁宗皇帝冷哼一声:“少给朕嬉皮笑脸的,吧,关于邕王和兖王的事你还知道多少。”
黄青没有立刻回答,先是在怀里掏半,遮遮掩掩的把一块金铤“偷偷”塞给出宫请他的入内黄门。
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禀道:“启禀陛下,侄孙儿很安分,平时在家读书写字、骑马射箭,偶尔琢磨一些玩意,对于两位藩王的事知之甚少。”
仁宗皇帝看他的做派,差点气乐了,但为了保持威严,用力咳嗽一声。
严肃道:“知之甚少?那你告诉朕,为何知道邕王兖王私自设卡,那些围堵藩王宅子的人又是怎么回事?”
“陛下明鉴!”黄青一脸委屈:“侄孙儿也是因为工坊的碳价上涨,好奇打听了一下,无意中得知两位藩王设卡的事,也是第一时间就跑来告诉陛下了。
但侄孙儿觉得是自己年幼,受了人蒙骗,两位藩王乃皇室宗亲,怎可能做出如此丧尽良之事?所以在向圣上禀明时,才没有出两位藩王的名号。
至于围堵藩王宅子的事…跟侄孙儿可一点关系都没有,最多就是侄孙儿漏了嘴,告诉那些碳商,是邕王兖王拿名帖让禁军捉人。”
黄青把自己责任一推二五六,顺便又给两位藩王上了眼药,至于仁宗皇帝信不信……
反正整个事件他只是动动嘴,没有参与具体行动,谁也拿不着自己的把柄。
料想仁宗皇帝也不会因此事跟自己较真。
黄青想的没错,仁宗皇帝确实没怀疑他故意针对两个藩王,但要这件事完全与他无关,仁宗是不信的。
皇城司可都调查出来,最近两位藩王对“琼露”果酒很是垂涎,黄青为了自保,揭露两饶丑事也能理解。
可理解归理解,不妨碍皇帝敲打黄青。
“哼!年纪就学会如此多歪门邪道,以后朕怎么放心对你委以重任?”
“多谢陛下!”这时候还不得打蛇随棍上?黄青深深一拜,“侄孙儿以后尽量改正,陛下金口玉言,委以重任的话侄孙儿铭记在心。”
“你……”
仁宗指着他,都不知道啥好了,就没见过在他面前这么没脸没皮的人。
不过仁宗还真就喜欢黄青这一套,非但没觉得他失礼,反而感觉黄青是没把他当外人。
皇帝都是寂寞的,坐上代表九五之尊的宝座,真就成了孤家寡人,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,生怕错一句话。
明明他从不会苛责任何人,可无论是宫女太监还是文武百官,都对他畏之如虎。
有时候想要找一个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。
渐渐的,他发现自己越来不像个正常人,这让他很是恐慌。
虽然手握下,但善良的他不想肆意妄为,于是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,他怕自己的不正常,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暴君。
仁宗成功了,他的种种克制给自己博得了千古仁帝的美誉。
可死后的他却看不到这一牵
现在,黄青的诸多做派,让他觉得很亲切,从中找到了一些做长辈的乐趣。
想到这,仁宗表情变得和蔼,招手道:“别傻站着了,坐下吧…至于委以重任的事,年纪急什么,等你考取功名再。”
这就没事了?我还没开始发挥呢!
黄青老实不客气,一屁股坐在软凳上,然后好奇问:“姑祖父,私设石炭关卡的真是邕王和兖王啊?他们怎敢如此大胆,石碳可是关乎汴京百万平民的性命啊!陛下是怎么处理他们的?”
“哼!”提起这个仁宗就来气,狠狠道:“拦船压价确实是这两个混账做出的荒唐事,朕已经勒令他们补偿碳商的损失,并去宗正寺闭门思过三个月。”
黄青一脸的不可思议。
处罚的也太轻了吧!
此次可是藩王勾结朝廷机构为自己谋利,还私自调动禁军。
这么重的罪只罚点钱,关几个月禁闭?
我的皇帝陛下呀!仁,可不是这么用的!
仁宗见黄青如此表情,心中也不由一阵苦笑,他自己也知道对两位藩王处理的确有点不痛不痒。
但他又有什么办法?
邕王和兖王之所以入东京,是因为自己无子,在群臣逼迫下才招二人过来考察立嗣之事。
现今藩王犯错,群臣虽深觉丢人,可事已至此,跟二人绑定很深的百官,还是请求皇帝宽大处理。
沉没成本太高,车门被焊死,大臣们已经下不去车了。
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地求情的文武们,仁宗皇帝就算再生气,也没办法狠狠惩治两位藩王,只能罚钱关禁闭了事。
这让仁宗皇帝感觉非常憋屈。
我儿子死了你们不关心,逼着我立嗣的是你们。
邕王、兖王有人君之相的也是你们。
邕王兖王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,求情的还是你们!
我这个皇帝难道只是摆设?
皇帝的心情,士大夫们根本不在乎。
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下可不是随便的,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,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、言官的制约。
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,包括律、敕、令、格、式,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夷法规,对于皇室、外戚、宦官,也有多种家法管束。
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,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。
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,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。
皇帝憋屈,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:“七你也不用担心,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,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。”
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,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。
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,以他的经营手段,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。
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,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,又关了他们禁闭,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。
同时对于安排后手、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,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。
黄青决定,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!
他出声道谢,的可怜兮兮:“多谢陛下关心,有了您的庇护,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。
姑祖父您不知道,最近家父家母好几都睡不着觉,深怕半夜醒来,宅子里又失火了……”
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,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:“好啦!不必如此惺惺作态,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。”
提到生意,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。
这个问题他最近几确实一直在思考,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,准备拿来劝解黄青。
“七,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,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,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
黄青撇了撇嘴,不屑道:“商贾奸猾,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?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。”
仁宗很不开心,斥责他:“不要妄议朝中官员!”
又苦口婆心道:“之所以商贾奸滑,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、哄抬市价,君子喻于义,人喻于利。
如果朝廷鼓励商业,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,士人无心读书,百姓无心耕种,这绝非国家之福。”
黄青不敢苟同:“姑祖父,子曰: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了,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。
我曾听闻,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,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,奉行以义理财。”
“以义理财?”
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,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。
能没道理嘛,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的。
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。
要谈义利,先谈人性。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饶观点,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。
他认为性无所谓善恶,既不善,也不恶,纯靠后学习。
继而又,义与利并不对立,而是可以统一的。
公利便是大义,为国理财谈的是利,其结果却是义。还“一部《周礼》,理财居其半,周公岂为利哉?”
又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,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,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。
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,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。
他人有常性、常寿、常产,又不受骚扰盘剥,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,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,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。
可以简单的概括为:穷逼没资格谈义!穷逼别来扯道德!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,再通过道德教化,君子才能变多,社会才会安稳。
跟现代人理解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类似。
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“君子固穷”,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,不为物所累,不为名所感,不为利所动。
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,到底是“义在利之先”还是“利在义之先”。
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,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,真挑起义利之争。那好了,啥事都干不成,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,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,整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。
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,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,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,让各方都受益。
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,皱眉道:“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,需要大量的钱——也就是你的资本流通起来,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,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。”
黄青笑道:“起钱荒,大宋真的缺钱用吗?不,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,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。
朝廷采铜造钱,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,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,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造多少囤多少,钱都不流通,所以就有了钱荒。”
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,但这是死结,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,那不成土匪了?
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,解释道:“所以孙侄儿在想,有没有一种办法,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主动把钱拿出来?”仁宗觉得这是方夜谭,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,都是属貔貅的,只进不出,他摇头道:“大户们又不是傻子,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这就是侄孙儿刚的,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。”黄青详细解释:“比如我家的香皂,如果推广到全国,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。
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,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、发薪酬,流入到养猪的百姓、劳作的佣工手里,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,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。
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。岂不美哉?”
看仁宗没太在意,也是,几万十几万贯,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,确实不值一提。
黄青加码:“陛下,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,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,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,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。千万贯啊!”
闻听此言,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。
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,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,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,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。
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。
不等他询问,黄青继续忽悠:“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,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,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。”
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,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。
可惜,仁宗有些不以为然,黄青虽然了一些商业的好处,他也认可。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,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?
见此情景,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,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农经济:“陛下,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,再到汉唐及我朝,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。
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吃饭。百姓的生活水平、物价、国家的强弱,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。年景好,则物贱、民安,国有库余;年景不好,则物价腾涨,民饥国穷。
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,富人也罢,还是勋贵官宦,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,都会置地囤钱,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。
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,毕竟大户囤钱多,抵御灾的能力更强,那些抵御不了灾的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,投身当佃户。
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,地给谁种不是种呢?
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,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,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,当匪越来越多,就会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。”
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,他想到了宋初王波、李顺起义,不就是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。
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,但影响却很大,五十余年过去,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,杀官造反。
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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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不是他主动去请安,而是仁宗皇帝派入内黄门强行把他拽过去的。
入内黄门,全称“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”,负责伺候皇帝皇后日常起居,也担任使者出宫宣布中旨,或者被派去监督外朝事务。
官职不高,从九品,却是皇帝身边亲近的人。
这人嘴有点严,打听半都没给自己一个准信,只圣上今日不高兴,让他注意点。
完还自以为透露了大的秘密,眼巴巴的看着黄青,准备讨个赏,就差直接伸手要了。
他知道这位爷最近有钱,出手贼大方。
黄青没搭理他,给钱也不是这么给的,这特么已经形成惯例了,太监帮忙传旨见皇帝,或多或少都要给一些。
他打算等到皇帝面前再表演,现在正琢磨着仁宗皇帝又在生哪门子气,还专门找上自己。
仁宗皇帝为啥会不高兴?
既是为了皇亲国戚挖自己墙根的事,也有埋怨黄青的意思在。
他认真调查过邕王和兖王私设石炭场的始末,后知后觉的才琢磨出味道来,原来上次黄青拐弯抹角就想两个藩王行为不端。
怪不得在那又是摆弄煤炉子,又是义愤填膺为汴京市民叫屈。
合该是年纪跟自己耍起心眼子呢,得好好教训教训了!
……
福宁殿。
黄青一进门就看到仁宗皇帝耷拉着脸,坐那冷冷看着他。
形势不对,气压有点低!
黄青见状急忙跑过去,作揖道:“恭请圣安……侄孙儿拜见姑祖父。”
他卖了个乖,该四时候就得怂。
仁宗皇帝冷哼一声:“少给朕嬉皮笑脸的,吧,关于邕王和兖王的事你还知道多少。”
黄青没有立刻回答,先是在怀里掏半,遮遮掩掩的把一块金铤“偷偷”塞给出宫请他的入内黄门。
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回禀道:“启禀陛下,侄孙儿很安分,平时在家读书写字、骑马射箭,偶尔琢磨一些玩意,对于两位藩王的事知之甚少。”
仁宗皇帝看他的做派,差点气乐了,但为了保持威严,用力咳嗽一声。
严肃道:“知之甚少?那你告诉朕,为何知道邕王兖王私自设卡,那些围堵藩王宅子的人又是怎么回事?”
“陛下明鉴!”黄青一脸委屈:“侄孙儿也是因为工坊的碳价上涨,好奇打听了一下,无意中得知两位藩王设卡的事,也是第一时间就跑来告诉陛下了。
但侄孙儿觉得是自己年幼,受了人蒙骗,两位藩王乃皇室宗亲,怎可能做出如此丧尽良之事?所以在向圣上禀明时,才没有出两位藩王的名号。
至于围堵藩王宅子的事…跟侄孙儿可一点关系都没有,最多就是侄孙儿漏了嘴,告诉那些碳商,是邕王兖王拿名帖让禁军捉人。”
黄青把自己责任一推二五六,顺便又给两位藩王上了眼药,至于仁宗皇帝信不信……
反正整个事件他只是动动嘴,没有参与具体行动,谁也拿不着自己的把柄。
料想仁宗皇帝也不会因此事跟自己较真。
黄青想的没错,仁宗皇帝确实没怀疑他故意针对两个藩王,但要这件事完全与他无关,仁宗是不信的。
皇城司可都调查出来,最近两位藩王对“琼露”果酒很是垂涎,黄青为了自保,揭露两饶丑事也能理解。
可理解归理解,不妨碍皇帝敲打黄青。
“哼!年纪就学会如此多歪门邪道,以后朕怎么放心对你委以重任?”
“多谢陛下!”这时候还不得打蛇随棍上?黄青深深一拜,“侄孙儿以后尽量改正,陛下金口玉言,委以重任的话侄孙儿铭记在心。”
“你……”
仁宗指着他,都不知道啥好了,就没见过在他面前这么没脸没皮的人。
不过仁宗还真就喜欢黄青这一套,非但没觉得他失礼,反而感觉黄青是没把他当外人。
皇帝都是寂寞的,坐上代表九五之尊的宝座,真就成了孤家寡人,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,生怕错一句话。
明明他从不会苛责任何人,可无论是宫女太监还是文武百官,都对他畏之如虎。
有时候想要找一个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。
渐渐的,他发现自己越来不像个正常人,这让他很是恐慌。
虽然手握下,但善良的他不想肆意妄为,于是按照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,他怕自己的不正常,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暴君。
仁宗成功了,他的种种克制给自己博得了千古仁帝的美誉。
可死后的他却看不到这一牵
现在,黄青的诸多做派,让他觉得很亲切,从中找到了一些做长辈的乐趣。
想到这,仁宗表情变得和蔼,招手道:“别傻站着了,坐下吧…至于委以重任的事,年纪急什么,等你考取功名再。”
这就没事了?我还没开始发挥呢!
黄青老实不客气,一屁股坐在软凳上,然后好奇问:“姑祖父,私设石炭关卡的真是邕王和兖王啊?他们怎敢如此大胆,石碳可是关乎汴京百万平民的性命啊!陛下是怎么处理他们的?”
“哼!”提起这个仁宗就来气,狠狠道:“拦船压价确实是这两个混账做出的荒唐事,朕已经勒令他们补偿碳商的损失,并去宗正寺闭门思过三个月。”
黄青一脸的不可思议。
处罚的也太轻了吧!
此次可是藩王勾结朝廷机构为自己谋利,还私自调动禁军。
这么重的罪只罚点钱,关几个月禁闭?
我的皇帝陛下呀!仁,可不是这么用的!
仁宗见黄青如此表情,心中也不由一阵苦笑,他自己也知道对两位藩王处理的确有点不痛不痒。
但他又有什么办法?
邕王和兖王之所以入东京,是因为自己无子,在群臣逼迫下才招二人过来考察立嗣之事。
现今藩王犯错,群臣虽深觉丢人,可事已至此,跟二人绑定很深的百官,还是请求皇帝宽大处理。
沉没成本太高,车门被焊死,大臣们已经下不去车了。
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地求情的文武们,仁宗皇帝就算再生气,也没办法狠狠惩治两位藩王,只能罚钱关禁闭了事。
这让仁宗皇帝感觉非常憋屈。
我儿子死了你们不关心,逼着我立嗣的是你们。
邕王、兖王有人君之相的也是你们。
邕王兖王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,求情的还是你们!
我这个皇帝难道只是摆设?
皇帝的心情,士大夫们根本不在乎。
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下可不是随便的,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,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、言官的制约。
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,包括律、敕、令、格、式,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夷法规,对于皇室、外戚、宦官,也有多种家法管束。
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,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。
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,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。
皇帝憋屈,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:“七你也不用担心,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,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。”
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,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。
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,以他的经营手段,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。
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,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,又关了他们禁闭,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。
同时对于安排后手、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,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。
黄青决定,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!
他出声道谢,的可怜兮兮:“多谢陛下关心,有了您的庇护,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。
姑祖父您不知道,最近家父家母好几都睡不着觉,深怕半夜醒来,宅子里又失火了……”
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,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:“好啦!不必如此惺惺作态,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。”
提到生意,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。
这个问题他最近几确实一直在思考,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,准备拿来劝解黄青。
“七,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,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,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
黄青撇了撇嘴,不屑道:“商贾奸猾,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?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。”
仁宗很不开心,斥责他:“不要妄议朝中官员!”
又苦口婆心道:“之所以商贾奸滑,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、哄抬市价,君子喻于义,人喻于利。
如果朝廷鼓励商业,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,士人无心读书,百姓无心耕种,这绝非国家之福。”
黄青不敢苟同:“姑祖父,子曰: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了,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。
我曾听闻,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,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,奉行以义理财。”
“以义理财?”
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,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。
能没道理嘛,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的。
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。
要谈义利,先谈人性。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饶观点,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,习相远”。
他认为性无所谓善恶,既不善,也不恶,纯靠后学习。
继而又,义与利并不对立,而是可以统一的。
公利便是大义,为国理财谈的是利,其结果却是义。还“一部《周礼》,理财居其半,周公岂为利哉?”
又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,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,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。
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,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。
他人有常性、常寿、常产,又不受骚扰盘剥,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,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,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。
可以简单的概括为:穷逼没资格谈义!穷逼别来扯道德!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,再通过道德教化,君子才能变多,社会才会安稳。
跟现代人理解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类似。
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“君子固穷”,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,不为物所累,不为名所感,不为利所动。
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,到底是“义在利之先”还是“利在义之先”。
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,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,真挑起义利之争。那好了,啥事都干不成,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,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,整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。
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,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,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,让各方都受益。
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,皱眉道:“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,需要大量的钱——也就是你的资本流通起来,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,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。”
黄青笑道:“起钱荒,大宋真的缺钱用吗?不,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,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。
朝廷采铜造钱,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,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,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造多少囤多少,钱都不流通,所以就有了钱荒。”
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,但这是死结,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,那不成土匪了?
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,解释道:“所以孙侄儿在想,有没有一种办法,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主动把钱拿出来?”仁宗觉得这是方夜谭,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,都是属貔貅的,只进不出,他摇头道:“大户们又不是傻子,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。”
“这就是侄孙儿刚的,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。”黄青详细解释:“比如我家的香皂,如果推广到全国,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。
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,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、发薪酬,流入到养猪的百姓、劳作的佣工手里,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,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。
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。岂不美哉?”
看仁宗没太在意,也是,几万十几万贯,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,确实不值一提。
黄青加码:“陛下,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,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,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,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。千万贯啊!”
闻听此言,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。
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,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,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,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。
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。
不等他询问,黄青继续忽悠:“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,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,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。”
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,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。
可惜,仁宗有些不以为然,黄青虽然了一些商业的好处,他也认可。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,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?
见此情景,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,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农经济:“陛下,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,再到汉唐及我朝,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。
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吃饭。百姓的生活水平、物价、国家的强弱,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。年景好,则物贱、民安,国有库余;年景不好,则物价腾涨,民饥国穷。
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,富人也罢,还是勋贵官宦,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,都会置地囤钱,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。
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,毕竟大户囤钱多,抵御灾的能力更强,那些抵御不了灾的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,投身当佃户。
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,地给谁种不是种呢?
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,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,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,当匪越来越多,就会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。”
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,他想到了宋初王波、李顺起义,不就是喊着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。
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,但影响却很大,五十余年过去,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,杀官造反。
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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